“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核科学技术和航天技术是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伟大的科技成就，也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二十年内，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导弹及人造地球卫星（合称“两弹一星”），引起全世界瞩目。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精尖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成为推动一个国家发展前进的重要动力。“两弹一星”工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技成果，对当前的科技发展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邓小平曾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本文将在对“两弹一星”工程的决策过程作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

01

严峻的国际形势是研发“两弹一星”的直接原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历史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政治上讲，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开始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再不会承受往日的屈辱和苦难。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可谓“百废待兴”。经济上尚未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科学技术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对这种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况，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原因，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持敌视态度的西方国家不愿承认中共政权，极力干扰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甚至还动用各种手段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除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外，西方国家更在军事上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妄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进程。朝鲜内战期间，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不断扩大战争规模，很快将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并自恃拥有核武器，屡屡发出核战争威胁。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扬言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带”，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1950年11月，美国国务院提出“关于对中国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备忘录，认为在常规武器无法取胜或虽能取胜然而美军伤亡过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2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视察朝鲜战场后，警告中国：“我国会考虑不限制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并且不再仅仅限于朝鲜半岛的敌对行动。”言外之意，美国政府不排除对中国本土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1953年春，美国将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运抵冲绳岛，“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火炮屏障……新发起的攻击应该包括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并允许攻击敌人的东北基地”。当年6月，美国媒体透露，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已将相当多的成套核武器转给海军和空军司令部。这一消息无疑是对中国政府公然进行核讹诈。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仍多次对中国方面发出核威胁。1955年，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会使用某些小型战术核武器。1958年9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再次无视《联合国宪章》的明文规定，向台海地区大量增兵，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甚至将可以发射核炮弹的榴弹炮运抵金门岛。1960年代，美国又多次进行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

应该说，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核武器威胁就像一片阴云，始终笼罩在中国人民头顶。聂荣臻回忆说：“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我们就将永远被人家欺负”，“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在美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压力下，中国不得不考虑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力量，以维护国家安全，打破西方国家的核垄断。

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指出：“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952年起，中国政府开始筹划原子弹研制工作，同时积极寻求苏联方面的技术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高层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政治战略，中国如果没有原子弹等尖端武器，人家瞧不起你。”后来，毛泽东还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听说就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

正如中央高层所分析的那样，在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和威胁下，中国要想不受欺负，就必须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要想不受制于人，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和自己的核武器。唯有如此，才能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国家安全。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做出了一个迄今为止仍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重点发展以原子弹、火箭和喷气技术为代表的尖端技术。

02

中央高层的果断决策是“两弹一星”工程的历史起点

1955年1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对核武器研发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专门研究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作出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当天，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外，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以及地质部副部长刘杰也列席会议。会上，钱三强讲解了从原子、原子核到原子弹和氢弹构造等基本知识，介绍了世界上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情况。钱三强讲完后，李四光介绍了铀矿石的有关情况。会上，还演示了用于探测铀矿石的盖革计数器。

毛泽东作总结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前，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所谓“这件事”，正是指原子弹。毛泽东还说：“从主观愿望上，我们不愿意搞原子弹。我们反对使用原子弹。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反对原子弹的另一个方面。正如一位法国朋友提示我们的：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掌握原子弹。掌握了它，就能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毛泽东的话表明，尽管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核战争，但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只有拥有了足以抵御外敌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的核武器，才能最终消灭核战争。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为贯彻落实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把发展原子能事业作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方针任务，列入国家长远发展规划。

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强调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意义。他说：“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分开辟了崭新的远大前途。”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确定我国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强调“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经军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又得到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关于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研制导弹武器的重要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聂荣臻任主任。4月13日，航委正式成立。7月28日，周恩来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具体组织领导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至此，中国正式开始研制导弹和原子弹。

1958年5月，毛泽东等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搞人造卫星。一个月后，他又强调：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从此，中国的卫星事业也开始起步。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百废待兴”之下，经济建设无疑非常重要，但中央同样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就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的关系作了统筹安排，强调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导弹事业的重要意义，这是十分必要和完全正确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决定，是很有远见、很有胆略的一项伟大战略决策。

03

先进的大科学体制是“两弹一星”工程的制度保障

有了中央高层果断的战略决策，配备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还需要有先进高效的体制机制来为“两弹一星”工程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从1955年初中央正式决定研制核武器，直至“两弹一星”研发成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从政治上给予最大支持，赋予其最高优先权，主要表现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大科学体制，在“两弹一星”工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主导作用，有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所谓大科学体制，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以大规模的仪器设备、来自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强有力资金支持为特征，通常情况下都会形成科学家群和技术人员群共同从事此研究”的合力。20世纪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研究登月飞行的阿波罗计划等科研活动，都是用大科学方式进行的。而苏联的“规划科学”模式，即“把所有科学资源都纳入国家体制内的科技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大科学体制。中国的科技发展借鉴和吸收了苏联的“规划科学”模式。

在“两弹一星”的研发过程中，1956年中央政府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纲要》（以下简称“12年科技规划”）奠定了“规划科学”的基础。“12年科技规划”把发展以原子弹、氢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放在首要位置，为“两弹一星”工程提供了政策保障。同时，该规划还确定了国家对科学技术进行宏观管理的“规划模式”。聂荣臻指出：规划的“目标和选题是否恰当、明确，思想认识是否一致，措施是否得当有力，组织工作是否切实周密，这些都对科研工作的成败快慢影响很大”。“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所起的巨大作用，完全证明了科学研究规划和计划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正是因为“12年科技规划”适应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需要又切实可行，中国特色大科学体制的优越性才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对此，龚育之认为：“中国于五十年代中期在世界上最先制定国家的全面的科学计划发展远景规划，采取几大紧急措施有效地发展新技术，以及在经济和科技力量都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用较少的钱，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研制成功‘两弹一星’。”钱学森同样认为，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统一，这比自由化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

经过不断探索和完善，至1958年底，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集中型大科学体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特定历史时期，这种大科学体制在整合国家各方面资源，特别是科技资源以及集中力量进行重大科研项目攻关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具有较大的体制优势。以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为例，“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26个部委，90个工厂、研究所和高校全部配合或参与了这一工作”。其中，中国科学院充分发挥了作为科学技术综合研究中心的优势，分别与二机部、五院成立了两个协调小组，集中科学研究资源和力量共同研制“两弹”。据统计，中国科学院“调动了20多个研究所参加了这一工作，全院的许多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把主要精力投入与这项事业有关的研究，尤其是在苏联专家撤出后，中国科学院将大约1000多名科技人员送到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有研究者概括了中国特色大科学体制的基本特征：可规划性、规模性和工程性。“大科学的可预期性和可规划性保证了高层领导可对两弹一星工程进行系统的管理和规划；规模性和工程性决定了它必须集中国家规模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包括从科学家到政治家、从研究人员到技术人员、从普通工人到普通群众的所有人力。”应该说，这三个特征也是“两弹一星”工程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尽管中国特有的大科学体制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局限，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决定了“两弹一星”工程只能走大科学管理体制之路。早在延安时期，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立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先进的国家与先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地盲目地发展……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尤其在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亦有限，且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许有无组织和无计划的行动。”其论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科技发展路径的基本认识，即面对落后的生产力条件，只有走大科学发展的道路。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施大科学体制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和现实条件。正是在社会主义集中统一领导的大科学体制下，国家才能有效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凝聚千百万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的集体智慧和强大力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人民日报》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报道

实践证明，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实现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重大突破（中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仅用2年零8个月，苏联用4年，英国用4年零7个月，美国用7年零4个月），与中国特色的大科学体制密切相关。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迄今为止，大科学体制继续在现代科技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4

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精神支撑

“两弹一星”精神中，“爱国主义”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基本内容。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和共同价值观，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心向祖国的最好凝合剂。无论是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工程的管理者，还是直接参与研发工作的科技人员，都深切感受到：“两弹一星”事业中，最具影响力和感召力的精神支撑就是爱国主义。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与管理人员全身心投入到“两弹一星”事业中。因此，“爱国主义”最好地诠释了“两弹一星”工程参与者的崇高精神，也是时至今日传承并发扬“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厚基础。

在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科学家中，许多人原本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科研条件较为优厚，但当他们看到1949年后新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还不强大，当他们一听到中央政府真诚希望海外游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他们一有机会冲破重重阻拦回到中国之时，满怀拳拳爱国之心的海外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便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地为“两弹一星”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23位“两弹一星”元勋

对回归祖国的海外科学家而言，爱国不仅是一种浓烈的情感，更是一种实际的行动。20世纪50年代起，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程开甲、赵忠尧、赵九章、郭永怀、姚桐斌、王承书、张文裕等数以千计的海外科学家纷纷回国参加工作。“据统计，至1956年底，共有1805名侨居海外的科学家回国，他们大都成为各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领路人，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尤其是为原子弹的研制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曾参与核武器研制的周光召回忆说：“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聂荣臻也予以高度评价：“这批原有的和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很强的爱国心和事业心，具有第一流的专业知识，在我国各项事业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们“在发展我国科研事业方面，特别是在科研攻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爱国主义这面旗帜，没有海外科学家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将这些分散于五湖四海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崇高事业之下，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由此，更凸显出爱国主义情怀的巨大感召力和感染力。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感，自始至终贯穿在“两弹一星”的研发过程中，是“两弹一星”科研队伍最坚强、最持久的精神支柱。在“两弹一星”研发过程中，绝大多数时候，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都是异常艰苦的，加之“两弹一星”属国家最高机密，很多科研人员都需要隐姓埋名，不能公开身份，甚至同家人也不能有通信往来。但为了国家需要、民族振兴，许多科技工作者甘当“无名英雄”，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默默奉献，忠于职守。“两弹一星”元勋、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从海外归来时就说：“我回来不是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献出力量。”这句话也代表了“两弹一星”事业科研人员的共同心声。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也说：“为了祖国强大的明天，我们愿意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价值！我觉得奉献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周恩来在接见归国留学生时，询问空气动力学专家郭永怀有什么要求，郭永怀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盼望祖国能迅速强大起来，我想抓紧时间尽快投入工作，为祖国尽一点力……”郭永怀表明了自己的拳拳报国之心，只考虑到祖国尽快强大，却丝毫没有提及自己。有很多科学家在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过程中，失去了可能冲击诺贝尔奖的机会，但他们并不后悔，因为“‘两弹一星’的成功，胜过十个诺贝尔奖”。他们这种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崇高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进而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工作动力和强大力量。

总而言之，回顾“两弹一星”事业的历史过程，有三点重要启示。首先，面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机遇，中央高层的战略判断和果断决策，对科技工程的顺利实施起着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其次，对中国这样一个科技事业起步较晚的后发国家而言，科研攻关必须以先进的体制机制即中国特色大科学体制作为保障。最后，广大科技工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科学研究方面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撑。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认真总结、学习和借鉴“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历史经验，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更好发展。

（作者高晓林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宾扬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11期，注释从略）

---

往期推荐

来源 /《上海党史与党建》

编辑 / 刘捷

制作 / 刘捷

转载请注明来自“党史镜报”微信公众号